尚品承接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網站制作項目，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是為了紀念我國杰出的橋梁專家、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茅以升先生于1991年由有關單位發起并捐資設立的。
宗旨是紀念茅以升先生一生為工程建設以及科研教育的貢獻，并繼承其未竟事業，支持學術交流、人才培養、成果獎勵、科技普及等活動，以促進國家科技教育事業的繁榮，促進科技后備人才的成長。
茅以升，字唐臣，江蘇鎮江人，生于1896年1月。曾擔任第六屆全國政協副主席、九三學社中央名譽主席、中國科協名譽主席、歐美同學會會長，是我國著名的橋梁專家、科學家、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。
茅以升1916年唐山工業專門學校畢業后考取清華官費赴美國留學。1917年畢業于美國康乃爾大學研究院橋梁專業，獲碩士學位;1919年獲卡利基——梅隆理工學院工學博士學位。1920年回國后至1949年，曾任唐山工業專門學校教授，南京東南大學教授、工科主任，南京河海工科大學教授、校長，北洋大學教授，天津北洋工學院院長兼教授，交通大學唐山工程學院院長;其間，1930年至1931年任江蘇水利局局長，1934年至1937年任浙江省錢塘江橋工程處處長(掛此職到1949年)，1942年至1943年任交通部橋梁設計工程處處長，1943年至1949年任中國橋梁公司總經理。1949年至1952年任中國交通大學、北方交通大學校長。1951年至1981年任鐵道技術研究所所長、鐵道科學研究院院長。
茅以升同志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，第二屆至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，第六屆全國政協副主席;是第一屆至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。1958年起任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，1987年后任九三學社中央名譽主席。
茅以升先生是中外知名的科學家、成就卓著的橋梁專家。1919年，他在美國卡利基——梅隆理工學院的博士論文《框架結構的次應力》達到了當時的世界水平，該文的科學創見被稱為“茅氏定律”，他因此獲得了母校康乃爾大學的“斐蒂士”研究獎章。三十年代，他主持設計和建造了錢塘江大橋，這是第一座由中國人自己設計主持建造的近代化鐵路公路兩用橋。該橋在工程技術上的成就增強了國人在橋梁建設方面的自信心，令國外同行對中國的橋梁建筑工程師刮目相看。五十年代，在武漢長江大橋的建設過程中，茅以升擔任由二十多位中外專家組成的技術顧問委員會的主任委員。他主持這個委員會，解決了武漢長江大橋建設中的十四個難題，為這座新中國建設的第一座現代化大橋貢獻了自己的技術、經驗和智慧。1959年，在首都十大建筑的建設中，茅以升擔任人民大會堂結構審查組組長，周恩來總理指定由茅以升同志審定設計方案并簽字，承擔保證人民大會堂安全的責任。體現了中央領導同志對他的尊重和信任。1978年，茅以升主持修撰了《中國古橋技術史》，對我們古橋建筑從技術上作了總結。他主持鐵道技術研究所和鐵道科學研究院長達三十年之久。任職期間，他提出了“一切為科研，科研為運輸”的辦院方針，多次主持研究制定鐵路科學研究發展規劃，明確為鐵路運輸服務的科研重點，努力推動國際科技交流與合作。使該院發展成為專業齊全、技術力量雄厚的綜合性專業研究機構，為我國鐵路運輸生產建設提供了大量科研成果，培養了大批科技人才。
1941年中國工程師學會授予茅以升榮譽獎章，1947年他被公推為中國工程學會會長，他還曾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;解放后，他任上海市科聯主席，北京市科協主席，名譽主席，是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、技術科學部副主任，1953年起被選為中國土木工程學會理事長，從1958年開始擔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，1986年改任中國科協名譽主席。茅以升同志在橋梁工程領域的成就得到了國際上的廣泛認可。早在1956年，他就成為國際橋梁及結構工程協會個人會員，在1979年獲美國卡利基——梅隆大學“卓越校友”獎章，1982年被美國國家工程科學院選為外籍院士，1984年被選為加拿大土木工程學會榮譽會員。
茅以升同志是著名的教育家。1920年他從美國歸來后，即投身于教育事業，直到1952年，前前后后在教育界服務二十余年。做過五所學校的教授、兩個大學的校長、兩個學院的院長。早在1926年，茅以升就指出中國的教育“既保留了封建的靈魂，又襲用了歐美的軀殼”，主張改革。他提出了工科教學要理論聯系實踐，“先習后學，邊習邊學”，科研、教學和生產相結合。先后發表了很多論述改革和發展我國工程教育的論文，如《教育的解放》、《新時代的科學教育》、《工程教育的方針與方法》等。茅以升同志積極倡導科普教育，他把科普看做中國通向現代化的橋梁，主張科研和科普相應發展。他寫了大量科學性強、文字生動的科普文章，如《橋話》、《中國石拱橋》等。還主編了《自然科學小叢書》，成為國內外知名的科普作家。他曾任中國科普協會副主席，為組織和促進中國的科普創作作出了重要貢獻。他特別關心青少年的成長，不辭辛苦，嘔心瀝血，引導青少年愛科學、學科學、用科學，獻身于祖國的科學事業。
茅以升同志是一位精力充沛的社會活動家。早在留學美國期間就擔任過中國留美學生會副主席，并與羅英等人在美國成立了中國工程學會。解放后，他是九三學社杰出領導人之一，長期擔任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、名譽主席，為把廣大科技工作者和九三學社成員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、為密切黨與知識分子之間的關系起了橋梁作用，為九三學社的進步與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。他還擔任了歐美同學會會長、交通大學校友總會名譽會長，廣泛地團結海內外知識分子為四化建設服務。他任全國人大代表、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、全國政協委員、全國政協副主席期間，與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，團結合作，為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、為發展我國的科技事業提出了不少寶貴的意見。他曾率中國科技代表團訪問過捷克、蘇聯、意大利、瑞士、法國、葡萄牙、英國、瑞典、日本、美國，加強了中國與這些國家的科技交流，增進了中國人民與這些國家人民的友誼，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威望。他廣交朋友，在華僑知識分子中從事大統一、大團結的工作，常以“報國有門”來激勵海外華人為祖國四化建設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出力。
茅以升同志是一位與時俱進的愛國主義者。他一生向往光明，追求進步，由一個崇尚“科學救國”、“工程救國”的民主主義者轉變成了一個共產主義者。他生于清末，長于民初，辛亥革命開始時正在上大學，一度準備投筆從戎，后來他聽了孫中山先生的講話：中國革命需要一支武裝斗爭的大軍和一支建設祖國的大軍，而下定決心走“科技救國”之路。 他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后，懷著“我的事業在中國”的強烈感情，回到了貧窮、動亂的祖國，辛勤耕耘，為國家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工程技術人才。他主持設計和建造了錢塘江大橋，打破了歐美國家壟斷中國大型近代化橋梁設計和建造的局面。當日寇侵入杭州，錢塘江大橋即將落入敵手時，他協助軍事人員炸毀了這座他親手建造的橋，攜帶有關大橋的全部資料撤離到后方，1975年他將這些珍貴的資料親自捐贈國家，為四化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。抗戰勝利后，他目睹國民黨反動派摧殘民主、發動內戰，認識到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大眾起來革命才能救中國。因此，上海解放前夕他拒絕去臺灣，根據中共地下組織的指示，他利用擔任上海市政府秘書長的機會，為保護上海的工廠、機關、學校，為保護被關在龍華監獄的三百名進步學生作出了貢獻。1949年，他應邀北上，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，即矢志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。他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建設新中國的總設計師。十年動亂期間，他身處逆境，也從未動搖過對黨和共產主義的信念。他衷心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正確的路線、方針、政策，老驥伏櫪，壯心不已，奮發工作。1987年他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，實現了夙愿。他說：“加入中國共產黨是我多年的愿望，這個愿望是我一生經驗的總結”。
茅以升，為人豁達，識大體，顧大局，勇于進取，樂于助人。他桃李滿天下，交游遍天下。他的一生豐富多彩，是堅定的愛國者的一生，是奮進的成功者的一生，是為人民服務的一生，是由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的一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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